办公室的冷气开得太足，空调出风口正对着我后脖颈子。我缩了缩脖子，把简历又往前推了推。
玻璃桌面上倒映着我的脸，有点扭曲。面试官还没进来，会议室里只有我和那张被推到桌子另一头的A4纸。纸边有点卷，是我家楼上那个二手打印机的问题，每次打完都得压一压。
门开了。
高跟鞋踩在地毯上没声音，但带进来一阵风。我抬头，看见一个穿深灰色西装的女人走进来。她没看我，眼睛盯着手里的手机，另一只手里拿着我的简历。纸在她手里翻了个面，大概是在看工作经历那栏。
她坐下的时候顺手把手机屏幕朝下扣在桌上。动作很轻，但速度很快，像是不想被任何人看到屏幕上的内容。
“徐景辉？”她念我的名字，语气平得跟念菜单似的。
“是我。”
“在上一家公司干了两年零三个月？”
“对。”
“为什么离职？”
“个人职业规划原因。”
她抬起眼睛看了我一眼。那是种什么样的眼神呢，不算冷，但看得人后背发紧。像是她在看一份报表，正在判断上面的数字是真的还是编的。
她又低下头去看简历，这回看得更细了。手指顺着教育背景那行往下滑，滑到技能证书，又滑到项目经历。然后她停住了，盯着简历中间偏下的某个位置，一动不动。
我瞄了眼手机上的时间。她看这一页简历已经看了十分钟。
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头顶日光灯管发出的细微电流声。我的膝盖开始有点发酸，想换个姿势又不敢动。她就那么盯着那张纸，眉毛微微皱着，嘴唇抿成一条线。
然后她拿起手机。
我以为她要接电话，但她没看来电显示，直接拨了个号码。电话接通的那一瞬间，她整个人靠在椅背上，像是谈了很久的生意终于到了摊牌的时刻。
“妈。”她说。
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，嗓门不小，隔着桌子我都能听见。
“怎么了？我在打麻将。”
“你给我安排的相亲对象，”她语气顿了顿，“叫徐景辉？”
我的脑子嗡了一声。
“是啊，怎么了？人家条件不错的，我跟你王阿姨挑了好久……”
“你现在让他过来。”她说。
对面沉默了两秒。“现在？人家在上……”
“在公司。”她说，“他今天来我这儿面试。”
电话那头麻将牌碰撞的声音停了。然后是一声很长的“嘶——”，像是吸了口凉气。
“那他……”
“挂了啊妈，我这边还要面完。”她说完就挂了电话，把手机重新扣在桌上。
然后她抬起头看着我。
那个眼神比刚才复杂得多。惊讶、尴尬、还有一点点被耍了之后的不爽。
“你妈没告诉你今天来面试的公司是我的？”
我张了张嘴。“我不知道。”
这是实话。我妈昨天打电话说给我安排了个工作机会，让我把简历发给她。早上六点半又打电话让我穿那件蓝色衬衫，说显得精神。然后七点十分再打，让我把头发理理。
我说上个月刚理过。她说再去理一遍。
从始至终她没提过这家公司的老板是她牌友的女儿。
“你真的不知道？”她又问了一遍。
“真不知道。”我说，“我妈只说这边缺人。”
她深吸了一口气，把简历放在桌上，用两根手指按住纸的边缘，转过来正对着我。
“所以你来应聘这个岗位，是你妈让你来的还是你自己想来的？”
“我自己。”我说，“我确实在找工作。”
“那你刚才说个人职业规划原因离职？”
“那个是编的。”
她眉毛抬了一下。
“上一家公司倒闭了，”我说，“老板跑路，工资欠我两个月。仲裁赢了，但老板人找不着，钱也拿不到。”
“为什么不写这个？”
“写了不好看。”
她靠回椅背。阳光从她身后的百叶窗透进来，在她脸上投下一道一道的光影。她大概三十出头，比我大个三四岁。妆容很淡，但很精致，是那种不仔细看看不出来的妆。头发扎得很低，一丝碎发都没有。
“你知道这个岗位是做什么的吗？”她问。
“总助。”
“知道什么叫总助吗？”
“协助总经理处理日常事务。”
“那是招聘软件上写的。”她说，“实际上你得跟着我到处跑，开会、出差、应酬。加班是常态，没有固定下班时间。我半夜两点打电话你得接，早上六点要材料你得起得来。”
她顿了顿。
“你还想干吗？”
“想。”
“想清楚再回答。”
“想清楚了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因为我需要一份工作，”我说，“而且工资不错。”
这是实话。招聘软件上写的薪资范围是八千到一万二。对我来说，这个数字意味着不用再每个月算到月底还剩多少钱，意味着可以把花呗那笔分期还完，意味着过年回家不用再听我妈念叨谁家儿子考上了公务员。
她看着我的眼睛，看了大概有十秒钟。
“行。”她说，“试用期三个月，七千。转正后看你表现。能接受吗？”
“能。”
“明天早上九点来报到。”她站起来，“带身份证和毕业证原件。”
她走到门口，手已经放在门把手上了，又回过头来。
“徐景辉。”
“嗯？”
“你说你不知道是我。”
“真不知道。”
“那现在知道了。你妈下午可能会跟你聊相亲的事。”
“然后呢？”
“然后我们明天还是老板和下属的关系。”她说，“今天面试的事，你就当没发生过。我妈那边我自己会处理。”
她说完就走了。门在她身后关上，没发出一点声音。
我在会议室里又坐了大概两分钟。手机震了一下，是我妈发来的微信。
内容是语音，五十多秒。
我没点开，直接打了几个字回过去：面试过了。
消息发出去没到五秒，电话就来了。我接起来，我妈的声音从听筒里炸出来，音量大到我把手机拿远了十厘米。
“过了？！那相亲呢？你见到人家没有？长什么样？是不是跟你王阿姨说的一样？皮肤白不白？个子高不高？她说她们家闺女可优秀了，自己开公司的，就是眼光太高，一直没找着合适的。我跟你爸之前还怕看不上你呢，结果人家让你去面试，这是不是说明……”
“妈。”我打断她。
“怎么了？”
“我明天上班。”
“上班好，上班好。那相亲的事你们再聊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日久生情……”
“妈。”
“哎呀我知道，你们年轻人的事我不掺和。但是我跟你说，人家条件是真的好，你可得上点心，别整天吊儿郎当的……”
我站在写字楼一楼的大厅里，看着玻璃门外明晃晃的阳光。手机里我妈还在说，声音忽大忽小，偶尔夹杂着她嗑瓜子的声音。
我挂了电话。
不是因为不耐烦，是因为我的手机弹出了另一条消息。
未知号码，内容是：明天报到别迟到。九点整，我在办公室等你。
下面附了一个地址定位。
我盯着那个定位看了几秒。是这栋楼的二十三楼，我刚才面试的地方。
但发消息的人是谁我没存号码。
我想了想，回了一个字：好。
对方没再回复。
我走出写字楼，七月的热浪扑面而来。阳光晒得马路上的柏油反着光，远处有个煎饼摊，排了四五个人。我走过去站在队伍最后面，前面的大爷回头看了我一眼，又转回去继续看手机里放的短视频。
煎饼摊的大妈手法极快，鸡蛋磕下去，铲子一推一翻，香菜葱花撒得均匀。到我时她问加不加辣。
我说加。
“辣椒还是甜辣？”
“辣椒。”
她舀了半勺辣椒油抹在饼皮上，红亮亮的。我把钱扫过去，接过来咬了一口。
烫。
但挺好吃。
手机又响了。这回是微信，我妈发来一张照片，应该是从别人那里转发的。照片有点糊，但我还是能认出来，是刚才面试我的那个女人。
她穿着浅色的风衣，站在某个活动现场的背景板前，手里端着酒杯，正准备跟人碰杯。侧脸被灯光打得轮廓分明。
下面跟了一行字：你看这气质，这长相，你王阿姨说她还没对象呢。
我把照片关掉，咬着煎饼往地铁站走。
脑子里莫名其妙地冒出她面试时看简历的那个眼神。不是那种居高临下的审视，也不只是冷淡，更像是被什么事情膈应到了但又不确定该不该发作。
然后我忽然想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
她大概以为我是冲着相亲来的，用面试当幌子接近她。
但确实不是。
不过现在看来，解释也没用了。
明天九点，二十三楼，老板和下属。
就这样吧。
第二天早上我六点半就醒了。不是闹钟叫的，是紧张。
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，上面有一块水渍，形状像个歪着脖子的鸡。搬进这间出租屋两年，这块水渍一直没干透过。楼上那家大概卫生间防水没做好，跟房东说过三次，房东说知道了然后就没然后了。
起来洗漱，刮胡子的时候特意刮了两遍。我妈说的那件蓝衬衫挂在衣柜最外侧，我拿下来穿上，扣子系到第二颗的时候停了。
镜子里的自己看起来还行。
瘦了点，最近半年没怎么好好吃饭，体重掉了一百三。但精神状态比上个月好，上个月还在为仲裁的事跑劳动局，脸色难看得像刚从泥土里刨出来的。
七点四十出门。
地铁挤得像沙丁鱼罐头，我被人群裹挟着挤进车厢，脸几乎贴着前面那个大哥的后背。他背了个双肩包，包上挂了个小猫玩偶，随着车厢晃动一荡一荡的。
到站的时候我差点没挤下来。
写字楼大厅里已经有不少上班的人了。刷身份证过闸机，等电梯排了三四分钟的队。电梯里大家都在看手机，没人说话。楼层灯一层一层亮过去，到二十三楼的时候门一开，就剩我一个人走出去。
前台的姑娘正在整理桌面上的东西，抬头看见我，笑了一下。
“您是来面试的吗？”
“不是，我今天第一天上班。”
“哦，您是徐先生？”她拿起座机拨了个内线，“许总，人到了。”
挂了电话，她给我倒了杯水。一次性纸杯，水有点烫，我端着没喝。
大概过了五分钟，走廊尽头那扇门开了。
她走出来，穿的是浅色西装，头发披着，比昨天面试时看起来柔和一点。但眼神还是一样，干脆利落，不带多余情绪。
“跟我来。”她说。
我跟在她身后走进办公室。她的办公室很大，整面落地窗，能看到对面好几栋写字楼。桌上文件堆得很整齐，一台笔记本电脑开着，屏幕停留在某个表格界面。
她坐回椅子上，示意我坐对面。
“先跟你说清楚几件事。”她打开一个文件夹，大概是我的入职资料，“试用期三个月，这期间我随时可以让你走。转正签正式合同，五险一金按最低基数交。能接受吗？”
“能。”
“工作内容昨天说了，补充几点。第一，我的私人事务你不需要管，你是总助，不是生活助理。第二，公司内部的人际关系你慢慢摸，别急着站队。第三……”她顿了顿，“我脾气不好，说话直，你受不了可以走，但别忍着最后耽误我时间。”
“明白。”
“真明白？”
“真明白。”
她看了我一眼，然后把文件夹合上。
“今天先熟悉公司。财务部、市场部、运营部、产品部，每个部门的负责人你都去打个招呼。自己去，别让我带。”
“好。”
“然后下午两点有个会，你跟我参加。不用你发言，在旁边听，做记录。”
“好。”
“还有问题吗？”
“有一个。”
她抬眼看我。
“昨天那个电话，”我说，“你妈那边……”
“这个不需要你操心。”她语气冷下来，“我们是工作关系，私事不讨论。”
“我不是那个意思。”我说，“我是想跟你说，我妈那边我也会处理好。”
她沉默了几秒。
“你处理得怎么样？”
“昨晚跟她说清楚了。我说工作归工作，相亲的事不成的。”
“她怎么说？”
“她说好的。”我顿了顿，“但是以我对她的了解，她不会放弃。”
她嘴角动了一下，像是想笑又没笑出来。
“你倒是诚实。”
“对你诚实比较好。”我说，“你昨天说试用期随时可以让我走，我不想因为这个被开了。”
她没接话，低头打开电脑。
“去熟悉公司吧，中午十二点回来帮我买份午饭。楼下食堂，两荤一素，米饭少一点。”
“好。”
我站起来往外走。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她在身后说了一句。
“徐景辉。”
我回头。
“你穿蓝色挺精神的。”
说完她就开始噼里啪啦敲键盘，像刚才那句话不是她说的一样。
我走出办公室，心跳莫名地快了几拍。
公司在二十三楼，整整一层都是。我按她的要求挨个部门去打招呼。财务部在走廊西边，部长姓周，四十来岁的女人，戴着金丝边的眼镜，说话慢条斯理。她桌上摆了一排多肉植物，花盆各式各样的，有一个是泡面杯改的。
“新来的总助？”她上下打量我，“挺年轻的，以前干过这行吗？”
“没有。之前做项目管理的。”
“那够你学的。”她笑了笑，语气却不像是鼓励，更像是等着看笑话。
市场部在东边，部长是个三十出头的男人，姓赵，头发打了发胶，西装比我穿得还正式。他一听我是新来的总助，立刻站起来跟我握手，热情得让我不太自在。
“兄弟，以后咱们打交道的地方多了。许总脾气不好伺候，但你跟她说事的时候得注意方式。她不喜欢拐弯抹角的，但也不喜欢太直接的。就这个度，你自己把握。”
他说完还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像在传授什么武功秘籍。
运营部的人不多，部长是个短发的女生，姓李，看起来不到三十岁。她正在工位上吃早餐，手里拿着个包子，桌上还放着一杯豆浆。看见我来，她把包子放下，手在牛仔裤上擦了擦。
“你就是昨天那个传说中面试了十分钟就定下来的？”她问，眼神很亮。
“算是吧。”
“厉害。”她说，“许总眼光刁得很，能让她当场拍板的不多。”
产品部在最里面，部长姓陈，是个戴眼镜的瘦高个，看起来三十五六。他正在对着电脑画图，我打招呼的时候他头都没回，只说了句“哦，你好”。然后继续画图，鼠标点得咔咔响。
我把这四个部门跑完，差不多用了一个多小时。每个部门的氛围都不太一样。财务部安静得像个图书馆，市场部热闹得像个菜市场，运营部乱中有序，产品部沉闷得像在备考。
回到工位的时候，我的工位在前台旁边的一个小隔间里。桌子挺大，配了台新电脑，旁边是打印机和碎纸机。
上一个总助留下的东西还在抽屉里。一盒创可贴，半包纸巾，一本便利贴，还有一张便签，上面写着WIFI密码。
WIFI密码是公司名字的拼音缩写加几个数字。
我连上WIFI，打开电脑。桌面上弹出一个共享文档，是公司的一些基本资料和流程。我挨个点开看。
中午十二点差五分的时候，我下楼去食堂。食堂在负一层，很大，人是真的多。排了十几分钟的队，按她要求的打了两荤一素。红烧肉、清炒西蓝花、一点蒜蓉茄子。米饭让阿姨少打了一勺。
端着饭盒往回走的时候，在市场部门口碰见了赵部长。他看见我手里的饭盒，笑了一声。
“这就开始照顾老板饮食了？”
“这是我分内的事。”
“你这觉悟可以。”他说，“不过好心提醒你一句，许总的口味三天两头变，你今天买对了明天她可能就不爱吃了。别太当真。”
我笑了笑没接话。
回到她办公室，她把饭盒接过去打开，看了一眼，没说什么，拿起筷子就开始吃。一边吃一边盯着电脑屏幕，偶尔点一下鼠标。
我站了两秒，准备出去。
“等等。”她说。
我站住。
“今天上午见了一圈，觉得哪个部门好相处？”
我想了想。“运营部李部长挺热情的。”
“她八卦，别什么都跟她说。”
“财务部周部长……”
“她老员工，看谁都不顺眼。”
“市场部赵部长……”
“他嘴甜心硬，你小心点。”
“产品部陈部长……”
“他谁都不理。”她说，“但他有本事，公司产品靠他撑着。你不惹他就行。”
她说完把最后一块红烧肉吃掉，盖上饭盒递给我。
“下午的会两点整，在三号会议室。提前十分钟到，把投影仪调试好。”
“好。”
一点五十，我把投影仪连上她的电脑，确认PPT能正常播放。然后坐在角落的位置，把笔记本打开，准备做记录。
两点整，会议室里坐满了人。四个部门的部长都在，外加几个核心员工，总共十来个人。许总是最后一个进来的，她往主位上一坐，所有人都安静了。
“今天几个事。”她翻开面前的文件夹，“第一个，三季度市场投放预算，市场部报上来的数字我看过了。老赵，你砍一半。”
赵部长的脸色变了一下。“许总，这个数字已经是……”
“砍一半。”她没抬头，“做不到就换方案。”
会议室里的空气像被抽走了一截。赵部长嘴唇动了动，最后说了句“好”。
“第二个事，新产品上线时间，老陈你说。”
产品部陈部长终于抬起头。“测试还有问题，下个月初来不及。至少需要再延两周。”
“两周不行。”她语气很平，“中秋要上，广告都铺出去了。”
“那只能加班。”
“加。”
“人不够。”
“招。让人事部给你调。”
陈部长推了推眼镜。“那我试试。”
“不是试试，是必须。”她终于抬起眼睛，“中秋上线，这是底线。”
陈部长没再说话，点了点头。
会议开了将近两个小时。期间讨论了七八个议题，每个议题她都是这种风格，干脆、直接、不容商量。我做记录做得手酸，键盘敲得不敢停。
散会后她单独把我留下。
“记录给我看。”
我把笔记本递过去。她从头到尾翻了一遍，眉头皱起来，然后松开了。
“条理还行。重点抓得也准。但有一个问题。”
“什么问题？”
“写得太长了。”她把笔记本还给我，“会议记录要精炼，以后控制在一页以内。”
“明白了。”
“今天先下班。”她说，“明天开始正常时间。晚上回去把今天各部门的情况熟悉一下，明天要考。”
“考？”
“对。我要看看你一天之内了解了多少。”
说完她就拿着文件夹走了。高跟鞋踩在地板上，声音不重不轻，节奏匀速。
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，忽然觉得这位女总裁大概不只是在工作上这么雷厉风行。
她生活中的每一件事，大概都是这样。——明确的目标，清晰的指令，不容置疑的执行力。
难怪她妈着急给她安排相亲。
以她的性格，大概对自己身边的人都有一套“考核标准”。
而不及格的，连试用期都过不了。
我忽然意识到，我现在也在试用期。
不光是工作能力，还有……
算了，别想太多。我收拾好东西，把会议记录重新整理一遍，压缩到一页，发到她邮箱。
然后收拾东西下班。
走出写字楼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。路灯亮起来，橘黄色的光照得马路暖洋洋的。空气中飘着炸鸡的味道，应该是旁边那家快餐店。
手机震了一下。我妈发来个链接，标题是“和老板相处技巧100招”。
我关上屏幕，把手机揣进裤兜。
地铁站入口的台阶上坐了个流浪汉，面前摆了个碗，旁边睡着一条狗。狗挺胖的，毛色油亮，看起来比流浪汉本人吃得好。
我从兜里掏出两个硬币放进碗里，然后走上地铁。
车厢里人比早上少了很多。我找了个角落站着，拉着吊环。对面玻璃上映出我的脸，衬衫领子有点歪了，头发也被风吹乱了。
蓝色衬衫。
她说穿蓝色挺精神的。
我对着玻璃里的自己笑了笑。
上班第三天，我才算真正领教了她的脾气。
那天上午十点，市场部的赵部长带着广告公司的提案来汇报。会议室里投影仪亮着，广告公司派了三个人来，一个穿西装的负责人，一个戴眼镜的策划，一个拎着电脑的小伙子。
他们准备的方案挺厚，打印出来订成一册，人手一份。封面上是烫金的标题，看起来花了不少钱。
赵部长开场先铺垫了几句，意思是这几家广告公司是他筛选过的，这家最靠谱，提案也最符合我们的需求。
然后广告公司的负责人站起来，西装扣子系得一丝不苟，说话字正腔圆。他讲了大概十五分钟，从品牌定位讲到目标受众，从传播渠道讲到预期效果。PPT做得很精致，动画效果流畅，数据图表清晰。
我在旁边做记录，心想这方案听着还行。
然后许总开口了。
“你这方案，有数据支撑吗？”
负责人愣了一下。“许总，刚才PPT里有的，第三页的图表……”
“我看了。”她说，“那个数据是去年的，我要今年的。”
“今年的数据还在统计……”
“那你们凭什么觉得这个方案行？”
会议室里安静了大概三秒钟。赵部长的表情僵在脸上，广告公司的三个人面面相觑。
“许总，”负责人试图解释，“行业数据具有延续性，去年的趋势今年依然适用……”
“趋势？”她把方案往桌上一扔，“你用去年的趋势推论今年的结果，这不叫方案，这叫猜。”
“我们可以提供更详细的数据分析……”
“那就下次再来。”她站起来，“赵部长，送客。”
整个会议室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赵部长嘴唇动了动，想说点什么，但最终只是站起来，对着广告公司的人做了个“请”的手势。
广告公司的三个人收拾东西，动作很快但明显带着不甘。负责人走到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，那个眼神像是在说——这单生意黄了。
门关上后，许总转向赵部长。
“这种方案以后不要拿到会上来，浪费时间。”
赵部长的脸色很难看。“许总，这个公司在行业里口碑不错的……”
“口碑不错就拿出配得上口碑的东西。”她说，“你找他们，他们给你一年前的数据凑数。这是口碑好的表现？”
赵部长没再说话，低着头走出了会议室。
我叫住往外走的许总，把文件夹递给她签字。她拿过来刷刷签完，字迹锋利得像刀刻的。然后抬头看我一眼：“中午帮我带个沙拉。鸡肉的。”
“好。”
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渐渐摸清了她的一些规律。
发现她有一个习惯，会在开会前十分钟到会议室坐着。什么都不干，就那么安静坐着，有时候翻翻手机，有时候就盯着投影幕布看。一开始我不理解她在做什么，后来我注意到那不是发呆——她的目光始终聚焦在幕布中心的位置，像是预演接下来要展示的内容或会议要展开的逻辑。
她的思路精准到什么程度？赵部长有一次会议前说错了一句话，她在会议上直接引用出来，一字不差，然后问他“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”。赵部长当场脸都白了，应该是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话正在以某种方式被精密地记录和审视。
她记性太好了。好到让人觉得可怕。
茶水间里，运营部新来的林曼在泡咖啡，问我能不能尝尝她新买的云南小粒。我说可以，她给我倒了半杯。
“诶，”她压低声音，“你怕不怕许总？”
“还行吧。”
“还行？”她睁大眼睛，“我第一周上班的时候，被她问了一句‘这个数据你自己信吗’，我差点当场辞职。”
“习惯了就好。”
她摇摇头，又给自己续了一杯。
可也正是在这些细枝末节里，我看见了另一些东西。
那天下午，市场部的一个小姑娘范文静在工位上哭。她负责的一个项目出了岔子，合作方临时变卦，签好的合同对方反悔了，理由是资金周转出现了问题。她红着眼睛解释的时候声音都在抖，手指下意识地去拿桌上的美工刀，可能想裁纸，但情绪上头的时候手抖得更厉害。
她正在气头上，我没太当回事。
但许总看见了。她没走过去，而是靠在门框上，语气比平时开会的时候轻了很多。她喊了一声范文静的名字，等对方抬头之后沉默了几秒钟。
“把刀放下。”
声音不大，但语气是那种不带任何商量余地的。
范文静也愣了，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的美工刀，然后慢慢放在桌上。刀片还闪着光。
“违约的事情法务部会处理。你急什么？”许总的语气还是冷，但不高，“为公司的事伤到自己，不值得。”
她说最后四个字的时候，转头看了我一眼。那一眼很短，大概也就一两秒钟。但那个眼神里有一种很奇怪的温度，像是结冰的河面底下有水在流动。
我忽然想起上周在茶水间听到的事。有人在聊许总生气的真正原因——不是方案被毙，而是对方根本不用心。方案是用去年的数据改了改，PPT里甚至有一个地方把竞品名字都写错了。
她不是挑剔。
她是受不了别人敷衍她。
那件范文静的事过后没几天，加班成了我生活的新常态。她确实没骗我，这个岗位根本没有固定下班时间。
周一晚上十点多，办公室只剩下我和她。她在审一份合同，逐字逐句地改，键盘声响得很密集。我在外面整理上个月的差旅报销单，眼睛盯着密密麻麻的数字，脑袋有点发晕。
前台早就下班了，走廊里的灯关了大半，只有我们这间办公室和走廊尽头的安全出口指示灯还亮着。
十一点的时候她叫我进去。
“饿不饿？”
“有点。”
她站起来，拿起挂在椅背上的外套。“走，吃宵夜。”
我跟着她下了楼。电梯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头顶的灯光把人照得脸色发白。她靠在电梯壁上，闭着眼睛，睫毛微微颤动。
电梯到一楼的时候，她睁开眼睛，忽然说了一句：“你困吗？”
“还好。”
“习惯了就好。”她说，“我刚创业那几年，天天睡办公室。沙发上睡坏了之后，就拼两张办公桌，铺个毯子。”
走出写字楼的时候，夜风很大，把她的头发吹起来遮住了半边脸。她伸手拨开，露出耳朵上的银色耳钉。
我们去了写字楼后巷的一家烧烤摊。塑料桌椅摆在人行道上，烟火缭绕，周围坐着几桌加完班的白领和外卖骑手。
她点了一堆东西，羊肉串、鸡翅、茄子、韭菜、馒头片。老板跟她是熟人，看见她就喊了声“许总老规矩”，她说加两个鸡腿。
啤酒先上来的，她倒了两杯，一杯推给我。泡沫溢出来沾在她手指上，她在纸巾上擦了擦。
“这个项目做完，”她说，没头没尾的，“你转正。”
我看着她。她的脸被炭火的光映得忽明忽暗，表情看不太清。但语气是认真的，不是开玩笑，也不是酒话——她的啤酒只抿了一口。
“谢谢。”我说。
“别高兴太早，还有两个月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羊肉串上来了，铁签子烫手，油脂还在滋滋响。她拿起一串，咬了一口，脸上的表情松下来一点点。
那天晚上我们在烧烤摊坐到凌晨十二点半。她难得的没谈工作，聊了些有的没的。比如她大学学的建筑，比如刚毕业差点去国企，比如她创业第一年亏了多少钱，差点把房子卖了。
“后来呢？”我问。
“后来我借了一圈钱，没人借给我。”她把最后一根竹签放下，“我就发誓，以后不跟人借钱。也不欠人钱。”
“欠员工的算吗？”
她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笑，嘴唇微微弯起来，眼睛也跟着有点弧度。跟平时完全不一样。
“算。”
凌晨十二点四十分，老板开始收摊。她站起来付钱，老板说二百一。她扫了码，我把啤酒瓶放进旁边的塑料筐里。
往地铁站走的时候，路边的路灯照得柏油路面发白。她走在前面，我跟在后面，两人都没说话。风吹过来，带着烧烤摊的炭火味和她身上淡淡的香水味道。
走到地铁站口，她停下来。
“明天别迟到。”
“好。”
她转身走下台阶，身影很快消失在入口处。
我站在路边看着空旷的街道，夜班公交车的引擎声从远处传来。我忽然有点明白了，她不是不需要人帮忙拿主意，她是从来没遇到过比她更能拿主意的人。
回到出租屋已经是凌晨一点多。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一盏，我摸黑爬上去，在门口掏了半天钥匙。
屋里还是老样子。洗脸池的水龙头有点漏水，嘀嗒嘀嗒的声音在夜里格外清晰。我洗完澡躺在床上，盯着天花板上那块水渍发呆。
手机亮了。
是她的微信，头像是一张纯黑的图。消息就一行字：明天八点半到，有急事。
我回：收到。
然后她又发了一条：今天辛苦了。
我盯着屏幕上的四个字看了好一会儿。不知道怎么回，最后只打了个“嗯”。
关上手机，闭上眼睛。
眼前浮现的是她站在地铁入口处的身影，灰蓝色西装的肩膀线条被路灯照得清晰，一步步走进地下通道的暗光里。
一周后，行业论坛在城东的国际会议中心举办。
许总让我跟着去。场地一楼签到处，参展的企业上百家，人挤人，空气里混合着酒精和茶的味道。她穿了身深蓝色套装，头发盘起来，比平时在公司的时候更正式一些。
论坛从上午九点开始，连着几场主题演讲。中午有酒会，她端着杯子在人群里谈笑风生。我在旁边看着，完全能感受到她在社交场合的游刃有余。
她跟一家科技公司的老总聊了二十分钟，从行业趋势聊到合作可能。然后跟一个投资人碰了杯，对方主动留了联系方式。
我发现她社交的时候脸上的笑容很标准，嘴角的角度恰到好处，眼神专注又不显得过分热切。跟在公司里完全不一样。
下午三点多，她从洗手间回来，脸色不对劲。那种不对劲很细微，嘴角的弧度还在，但眼神变了。
“你怎么了？”我问。
“没事。”
她从我身边走过去，步子比平时快。我跟在她身后，注意到了一个细节——她右手攥着手机，指节发白。
我扫了一眼会场。茶歇区的沙发边，一个男人正在喝咖啡。
模样大概三十七八，西装看着很贵，手腕上那块表在灯光下闪闪发光。他身边站着一男一女，看起来是公司的下属。他正在笑着跟人说话，姿态很放松，像是这个场合的常客。
许总低着头走到另一个方向，在角落的休息区坐下来。她给自己倒了杯水，喝了一口，动作很稳。但水杯放下之后，她的手指在杯沿上摩擦了一下。
那个动作让她暴露了。
回公司的车上，她一直没说话。司机在前面放着音乐，频道里播着老歌，九十年代的旋律在车厢里回荡。
我开口问了句，认识的人？
她说，算是。
车窗外的路灯一盏一盏往后退。她的侧脸映在玻璃上，轮廓分明，表情却看不清。
接下来几天，她更加沉默。会议照常开，指令照常下，但她说话的时候少了很多。以前她开会时会打断别人三次以上，现在她安静地听，偶尔点头，然后做决定。速度快得让所有人都觉得不太对劲。
有天晚上加班，运营部的李部长悄悄问我，许总最近怎么了——开会的话少了一半，但眼神比之前更吓人。
我说不知道。
她不信。你不是总助吗？
我是总助，不是心理咨询师。
她说，你是男的，你不懂女人。
说完就走了。
周四下午，一块难啃的骨头在会议室里僵住了。市场部赵部长提的方案漏洞百出，许总还没开口，几个部门部长就在会上吵起来了。声音越来越高，赵部长的脸涨得通红，产品部陈部长罕见地放下了手里的PAD。
许总站起来说休息十分钟。
她走到外面的露台上，我跟着出去。露台上风很大，把她的头发吹乱了。她点了一根烟，吸了一口，吐出来的烟被风立刻吹散。
她很少抽烟。我只见过两次，一次是签下一个重要合同之后，她在露台上抽了一根说要庆祝——那次是我进公司第三周。第二次是现在。
“徐景辉。”她忽然开口。
“嗯？”
“你上次问我认不认识那个人。”
我等着。
“他是我前任。”她把烟灰弹掉，“三年前分的手。那时候我公司刚起步，他说我太忙，没时间陪他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那时候已经找好下家了。”
她又吸了一口烟。
“那家科技公司就是他开的。今天论坛上，他拿了年度创新企业奖。”
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露台上的风更大了，把她手里的烟吹得忽明忽灭。
“你生气吗？”我问。
“生气什么？”
“他当初……”
“都过去了。”她把烟掐灭在栏杆上，“我不生气。我只是觉得，当年的事，现在看来挺好笑的。”
她说完笑了笑。但那个笑容跟我见过的不一样，不是酒会上的标准笑容，也不是加班到凌晨的疲惫笑容。
那个笑容里有一种很安静的坦然，像是终于承认了某个事实。
“走，”她转身往回走，“回去开会。”
那天的会议后来开得异常顺利。她回到会议室之后，像变了个人似的，思路比之前更清晰。赵部长的方案被推翻重来，她花了五分钟就把新的方向理清楚了。
散会后她叫住我。
“周六有空吗？”
“有。”
“陪我去个地方。”
“哪儿？”
“到了你就知道。”
周六早上八点，她在公司楼下等我。没穿西装，换了件白色的棉麻衬衫和深色长裤，头发披着，看起来跟平时完全不同，像换了个人。
她开自己的车，一辆深灰色的SUV，内饰很干净。车里放的音乐是她手机里的歌单，都是些安静的曲子，钢琴或者吉他，没有歌词。
车开出市区，上了高速。路两边的风景从高楼变成田野，又从田野变成山。开了大概一个半小时，下了高速，拐进一条乡道。路很窄，两边种着杨树，树影在车窗上刷刷掠过。
“这是去哪儿？”
“我姥姥家。”她说。
“你姥姥家？”
“嗯。小时候我跟我姥姥住，上小学才回城里。”她看着前方的路，“姥姥最疼我。”
车又开了二十分钟，进了一个村子。村里的路是水泥的，路边晒着玉米，几只鸡在路边刨食。几个老太太坐在门口择菜，看见车开过来，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头继续择。
她在一栋二层小楼前停了车。院子不大，门口种着一棵石榴树，枝头挂着几个青皮的果子。
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站在门口，白发梳得一丝不苟，围着一条碎花围裙。她笑的时候满脸褶子，但眼睛亮得很，一看就是精神头很好。
“姥姥。”许总喊了一声，声音温柔的完全不像她。
“囡囡回来喽！”老太太迎上来，上下打量她，“瘦了，脸都尖了。是不是又不好好吃饭？”
“我吃得好着呢，您看错了吧？”
“姥姥眼睛好得很，别哄我。”老太太这才注意到我，“这位是……”
“我同事，姓徐。”
“哦——同事。”老太太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，对许总说，“你带同事回来也不提前说一声？”
“姥姥您别多想。”
“我没多想。”老太太笑得眼睛都眯起来，“进来坐，我给你们倒水。”
她一进屋就先拿起相册，翻到许总小时候的照片。那些照片被压在塑料膜底下，边角已经泛黄了。
“你看，你看，”她指着一张照片，“这是我孙女七岁的时候，在院里追鸡，追着追着自己摔了一跤。膝盖磕破了皮，哭得哇哇的。我拿创可贴给她贴，她还嫌不好看。”
照片上的小女孩扎着羊角辫，穿着一件红色的棉袄，眼泪珠子挂在脸上，嘴张得老大。
许总在旁边扶额，耳朵尖有点红。
“囡囡小时候最听话了，”老太太继续翻着，“上小学的时候考试老考第一，回来就跟我显摆。说姥姥你看，我又考了一百分。”
“考试考第三名的时候也哭呢，”老太太眼睛弯弯的，“把卷子藏到枕头底下不给我看。我晚上换床单的时候翻出来的。”
“姥姥——”许总终于忍不住了，声音拖得有点长。
老太太笑得更开心了，干瘦的手在相册上拍了拍。“你从小到大就是个倔脾气。什么事都非要拿第一，拿不了第一就生气。”
她翻到另一页，指着一张照片让我看。
“这个是她高中的时候，非要去参加什么数学竞赛。复习了一个月，每天学到半夜。我说你睡吧，她说不行，别人都在学。”
照片上的许总看起来十六七岁，穿着校服，梳着短发，对着镜头比了个“V”字手势。笑容很灿烂，眼睛弯弯的，跟现在的她完全不同。
我看着那张照片，忽然想起她说过的一句话——“我刚创业的那几年，天天睡办公室。”
原来她一直都没变过。
做午饭的时候，许总去厨房帮忙。老太太嫌她碍事，把她赶了出来，她靠在厨房门口的墙上，看着院子里那棵石榴树。
我说：“你挑男人的眼光，倒是一直没变。”
她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一声。“拐着弯儿骂我呢。”
“我在夸你。”
“夸人挑前任眼光差？”
“夸你对自己够狠。”我说，“也夸你对自己想要什么，清楚得很。”
她没接话，看了我一眼。那一眼很长，长得不像是一个老板看员工的眼神。但也可能是我多想了。
姥姥做了一大桌子菜，红烧肉、清炒豆角、凉拌黄瓜、蒸鸡蛋羹。老太太手艺极好，做的红烧肉入口即化，豆角炒得嫩生生的。吃饭的时候她不停给我夹菜，许总在旁边说了好几次“姥姥够了”，老太太充耳不闻。
“小徐，有女朋友没有？”
“没有。”
老太太眼睛一亮，转头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孙女。
许总低头扒饭，假装没看见。
回去的路上，她开车，我坐在副驾。车里放的是同一张歌单，钢琴曲调子在车厢里流淌。高速上的车不多，远处的地平线被夕阳染成橘红色。
她安静地开着车，我靠在座椅上，看着窗外往后退的田野。
“徐景辉。”她忽然开口。
“嗯？”
“今天的事，别在公司说。”
“我知道的。”
“不只是照片的事。”
“包括？”
“包括我挑人的眼光。”
我看着她。她的侧脸线条在夕阳里显得柔和了一些，嘴角微微弯着，不是笑，但也不是完全不笑。
“放心，我不会说。”
“嗯。”
车继续往前开，暮色渐浓，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。
回到市区已经是晚上七点了。她把我放在地铁站口，车停在路边，双闪灯一明一暗地亮着。
“周一见。”她说。
“好。”
我转过身，走上台阶。
走到一半的时候，听到身后的车窗落下来的声音。我回头，看见她探过头来。
“徐景辉。”
“嗯？”
“今天谢谢。”
“不用客气。”
她的嘴角动了一下，然后车窗升起来，车子驶离了路边。
我站在地铁站入口的台阶上低头点开手机，有一条未读消息，她已经发过来了。
“下周三晚上有空吗？我妈要见你。”
身后地铁通道里的风涌上来，带着地下特有的微微潮气。我盯着屏幕上的字，拇指在键盘上悬了两秒。
然后我打了一个字发过去。
“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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